2003年5月20號，華盛頓郵報的社論版面刊登了本人關於布希減稅政策的評論，13天後，美國財政部主管稅務政策的助理秘書PamelaOlson，在一場租稅新法令的演講中提到，「這代表，我必須這樣說，某位擅長玩弄稅法的中西部聖人，將可以放心地留住他賺到的所有錢」，我想她講的正是我本人!
可惜的是，我的琴技不要說無法讓我進入卡內基音樂廳，甚至可能連高中音樂會都派不上用場，Berkshire2003年總計繳交了33億美元的所得稅，約佔全美所有企業繳交國庫的2.5%，(相對之下，Berkshire的市值僅佔全美企業總值的1%)，這金額肯定可以讓我們名列全美納稅大戶前十名，沒錯，假使全只要有540個像Berkshire這樣的納稅人，不論是企業或是個人，其他所有人都可以不必再繳一毛的稅給美國政府，讓我再說一次，全美其餘2.9億的人民以及其他公司不必再支付一毛的所得稅、社會保險費、不動產契稅給聯邦政府，(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數學算式，2003年聯邦政府稅收，包含社會保險費在內，金額為1.782兆美元，只要有540個像Berkshire，每位繳納33億美元就足矣!)。
2002年(2003年尚未核定)Berkshire總計繳了17.5億美元，稅務申報書厚達8,905頁，依規定稅務申報書須附兩份，疊起來有七英呎高，由在Berkshire的全球總部區區的15.8個人，拼死拼活趕出報告，因此我們可以大聲地說：Berkshire已經盡到其應盡的納稅義務。
但是Olson女士卻有不同的看法，如果這代表查理跟我本人目前所作的努力還不夠的話，我們唯有再加把勁了。
不過我還是希望Olson女士能為我過去所做的努力給予一些讚許，回顧1944年當我還是一個年僅13歲的送報生時，第一次申報所得稅，整個1040表只有三頁，在減除35元的腳踏車扣捣N幔Y算出應納稅額為7.1美元，我將支票寄給美國國庫，並於不久之後兌現，一直以來，我們都相安無事。
我可以體會為何財政部現在對於美國企業相當感冒，且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但他們應該做的是將目標鎖定在國會以及行政體系尋求解決之道，而不是將矛頭對準Berkshire。
2003年會計年度，美國企業全體累計繳納所得稅僅佔聯邦稅收的7.4%，遠低於1952年戰後32%的巔峰，除了1983年外，去年的比率是自1934年有統計數字以來最低的一年。
即便如此，企業以及其投資人(尤其是大股東)享有更多的租稅優惠，是2002年及2003年布希政府減稅法案的主軸，如果今天美國發生階級戰爭，則屬於我們這一階級顯然將獲得大勝，相較於其他美國大企業總裁所玩弄的技巧，本人的程度顯然只能算是個三歲小孩，支付的所得稅與法定聯邦所得稅率35%相差無幾。
1985年Berkshire支付了1.32億美元的聯邦所得稅，而所有美國企業合計繳納了610億美元，相較於1995年，Berkshire支付了2.86億美元的稅，而所有美國企業合計繳納了1,570億美元，另外剛剛說過，2003年Berkshire支付了33億美元的聯邦所得稅，但所有美國企業合計繳納的金額卻僅有1,320億美元，我們期望未來Berkshire繳納的所得稅金額能夠繼續增加，因為那代表我們又賺了更多的錢，但在這同時，我們也希望其他美國企業也能夠向我們看齊，我認為這才是Olson女士應該努力的方向。
公司治理
在判斷美國企業是否真的有心進行改革，CEO的薪資報酬絕對是最關鍵的指標之一，然而直到現在，其結果顯然令人感到相當失望，少數的CEO包含GE的JeffImmelt帶頭推動公平對待經理人與股東雙方的方案，然而總的來說，他的示範所獲得表面的讚許顯然遠多於實際的跟進動作。
我們很容易理解薪資給付為何會失去控制，當管理階層聘雇員工或是公司與供應商討價還價時，雙方的利益屬於零和遊戲，一方得利就等於就是另一方的損失，中間牽涉的利益對彼此都極具意義，所得結果一般相信較公正客觀。
但是當CEO(或是其代表)與薪資委員會談到報酬時，則CEO這邊在乎最後敲定的條件的情況遠勝於另一方，比如說，CEO可能會對是否能多爭取到10萬股的認股權或是50萬美元的年薪而耿耿於懷，然而對於另一邊身為配角的委員會來說，這樣的差異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尤其是對大部分的公司來說，給或不給對於公司的盈餘報表不會有任何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談判的過程往往帶點數字遊戲性質。
CEO越矩的行為在1990年代變本加厲，一旦某個離譜的薪資報酬方案被採納，其他經理人立刻就會跟進比照，這種貪婪習氣的媒介者，往往就是那些人力資源顧問與公關部門，他們很清楚誰才是餵奶給他們喝的娘，就像是一位人力資源顧問曾說的「有兩種客戶是你絕對不願意得罪的，現有的以及潛在的」。
在導正這個失控系統的改革方案中，呼聲最高的是引進”獨立”的董事，但問題是真正促使董事獨立的因素卻反而被忽視了。
為此我特定檢視了一下去年發佈的一些年報，看看目前共同基金依照法令設置的獨立董事是如何行使其職權的，獨立董事設置的法源係根據1940年就訂定的投資公司法，這也意味我們可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來檢視法令訂定後的成果，身為董事，不論是共同基金或是其他行業，有兩項最重要的任務，分別是找到或留住才幹品行兼備的經理人，以及給予其適當合理的報酬，因此我們乃針對基金董事有關這兩項任務的表現記錄進行檢討。
我們調查的結果並不樂觀，年復一年，成千上萬的共同基金，不論其績效有多慘，不斷地續聘現任的基金管理公司，依照慣例，董事們毫不用心地核准遠超過合理程度的管理費用，之後當管理公司被賣掉，通常會以高於實體淨值的價格出售，董事們突然又”幡然悔改”，立刻與新的經理人簽約，並全盤接受其所提出的收費結構，實際上，董事們的考量是誰願意出最高價買下原有管理公司的人，就可以在未來管理投資人的錢。
儘管這些基金獨立董事的搖擺狗行為，但不代表我們認為這些人是壞人，他們顯然不是，但遺憾的是，董事會的氣氛讓他們的忠誠基因沈寂下來。
2003年5月22日，在Berkshire的年報公佈不久之後，投資公司協會的主席對其會員發表有關”產業現況”的報告時，在有人問到「衡量我們目前感受到的失敗氣氛」，他半開玩笑地回答，這讓我不禁想到如果我們真的做錯了什麼事時，結果會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