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遍混亂之中，美國航空的總裁-SethSchofield在重新調整該公司體質之上，花了不少的工夫，尤其是去年秋天他勇於承擔一次罷工事件，若是處置不當，再拖延下去很可能讓公司面臨倒閉的命運，而若是屈服於工會抗爭的壓力，則其下場一樣悲慘，該公司所面對沈重的薪資成本與工會要求比起其他競爭同業來說，又更繁雜許多，而事實很明顯任何成本過高的業者到最後終將面臨淘汰的命運，還好罷工事件在發生幾天後圓滿地落幕。
對那些為競爭所苦的行業，如美國航空來說，比起一般產業更需要好的管理技巧，不過很不幸的是，這種技巧所帶來的好處，只不過是讓公司得以繼續存活下去，並不能讓公司如何地飛黃騰達。
在1993年初，美國航空為確保存活以及長遠發展，做了一項重大的決定-接受英國航空所提出的鉅額的投資，透過這次的交易，查理跟我本人被邀請擔任該公司的董事，我們同意接受，雖然此舉將使得我要同時擔任五家公司的外部董事，遠超過我個人認為對公司能做的貢獻，不過即便如此，只要我們的被投資公司以及其董事認為查理跟我加入其董事會，會對其公司有所幫助，我們還是會欣然接受，在我們期望旗下事業經理人拼死拼活為我們打拼以增加公司價值之時，身為公司大股東的我們有時也應該多儘一點自己的本分。
兩個會計新原則，還有一個亟待增加的原則
一項與遞延所得稅有關的新頒會計原則在1993年開始生效，它取消了先前曾經在年報中提過會計帳上的二分法，而這又與我們帳上未實現投資利益所需提列的應付所得稅有關，以1992年年底計，我們這部份未實現高達76億美元，其中64億我們以34%的稅率估列應付所得稅，剩下的12億美元則以發生時點的28%估列，至於新的會計原則則要求我們以現行稅率一體估計所得稅，而我們也認為這樣的做法較合理。
新頒的命令代表我們從1993年的第一季開始我們股票未實現利益就必須以34%的稅率來估算，因而增加我們所得稅的負債，並使淨值減少7,000萬美元，新規定也使我們在計算遞延所得稅時，在幾個地方做了點修正。
往後若稅率有做任何變動時，我們的遞延所得稅負債以及淨值也必須馬上跟著做調整，這個影響數可能會很大，不過不論如何，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在最後出售證券而實現增值利益時，所適用的稅率到底是多少。
另一項會計原則的重大變動在1993年1月1日開始實行，要求所有企業必須認列公司員工應計的退休金負債，雖然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也曾要求企業必須先認列未來必須支付的退休金，但卻不合理地忽略企業未來必須承受的健康保險負擔，新規定將會使得許多公司在資產負債表上認列一大筆負債(同時也會使得淨值大幅減少)，另一方面往後年度在結算成果時，也會因為須認列這方面的成本而使得獲利縮水。
另一方面查理跟我在進行購併時，也會盡量避開那些潛藏高額退休金負債的公司，也因此雖然Berkshire目前擁有超過22,000名的員工，但在退休金這方面的問題並不嚴重，不過我還是必須承認，在1982年時我曾經差點犯下大錯買下一家背有沈重退休金負債的公司，所幸後來交易因為某項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而告吹，而在1982年年報中報告這段插曲時，我曾說：「如果在年報中我們要報告過去年度有何令人覺得可喜的進展，那麼兩大頁空白的跨頁插圖，可能最足以代表當年度告吹的交易」不過即便如此，我也沒有預期到後來情況會如此惡化，當時另外一家買主出現買下這家公司，結果過了沒多久公司便走上倒閉關門的命運，公司數千名的員工也發現大筆的退休金健保承諾全部化為烏有。
最近幾十年來，沒有一家公司的總裁會想到，有一天他必須向董事會提出這種沒有上限的退休健保計畫，他不須要具有專業的醫學知識也知道越來越高的預期壽命以及健保支出將會把一家公司給拖垮，但是即便如此，很多經理人還是閉著眼睛讓公司透過內部自保的方式，投入這種永無止盡的大坑洞，最後導致公司股東承擔後果血本無歸，就健保而言，沒有上限的承諾所代表的就是沒有上限的負債，這種嚴重的後果，甚至危急了一些美國大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而我相信之所以會有這種不顧後果的行為，一部份原因是由於會計原則並沒有要求公司將這種潛藏的退休金負債呈現在會計帳上，相反地，會計原則允許業者採取現金基礎制，此舉大大地低估了負債，而公司的經營階層與簽證會計師所採取的態度就是眼不見為淨，而諷刺的是，這些經理人還常常批評國會對於社會保險採用現金基礎的思惟，根本就不顧未來年度所可能產生的龐大負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