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的希望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特征，不断地在寻找掌握自己命运的方式。在大多数的人类历史上，当人们面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只有诉求神谕，依直觉行事。如果时间的箭头是单向的，那么未来是否可以通过量化，用数学的方法做出预测？自文艺复兴、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不确定的事务往往隐藏着更深的哲学思考。和中國人一样，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相信“运气”、“命运”的说法。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开了以后，欧洲人接受犹太人的观点，相信人在地球上的未来是一个谜，受一个更高意志的支配。在其他地区，神的愿望有无限的形式，决定着未来。当命运，或神，或其他强大力量横跨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便无能为力。
但問題是，人有自由意志。人在多大程度上受上帝的支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们改变了对自己未来的认识，推动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严肃的争论，结果发现：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与此同时，数学的方法也用来预测未来，这是从研究赌博問題入手的，在十七世纪法國数学家帕斯卡和费马那里开创了先河。１６０１年出生的业余数学家费马，以简捷的“费马大定理”而出名。他和帕斯卡从１６５４年７月到１０月之间，藉着通信探讨赌博中的数学問題，为创立古典概率论做出了贡献。
柏拉图相信知识在人发现它以前就存在着，就像几何学产生于尼罗河的冲洗一样，概率论来自于赌博。当数学与现实發生碰撞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
赌注合理分配問題被认为是概率论的起源：如果一场赌博因故中断，现在知道了两个赌徒当时的积分，以及赢得赌博所需要的点数，问赌金如何分配？这个問題困扰乱数学家一百多年。
在实际中帕斯卡和费马研究了这样一个問題：两个赌徒在五局赛中约定先赢三局为胜。如果这时甲赢了二局，乙赢了一局，而你有１００元，应该拿出多少赌金押在乙的最终获胜上才比较合理？
根据帕斯卡和费马的计算，乙这时获胜的可能性只有２５％。因此，你应该拿出２５元来下注。如果低于２５元，对你有利，但对庄家不利，他不会和你打赌；如果高于２５元，按概率来讲也会对你不利。
如果赌博还在进行，风险则依然存在。数学可以告诉你成败的概率，但并不能消除风险。赌徒往往认为他们在与几率打赌，而实际上是和时间在打赌。时间停止了，风险也就化为零。不确定性也是人类的朋友，要不然生活就象一部看过的电影，你总知道它的结果，生活变得枯燥乏味。
早在１４９４年，意大利数学家帕乔利就提出过类似的赌博問題。十七世纪中叶，当法國的一个赌徒梅雷（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Ｍｅｒｅ）向帕斯卡重提这类問題时，才引起帕斯卡与费马发明概率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問題。这是一个智慧的霹雳，预测未来、掌握未来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设想（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５英國《金融时报》）。
无论古代埃及、中國、希腊、阿拉伯和罗马的数学家，还是中世纪的数学家都不觉得风险管理值得他们花时间来研究，不确定性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赌博，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其规则不过是根据最简单的或然率。古人发明了原始的骰子却没有发现或然率。
彼得·伯恩斯坦在《与天为敌》里说：“人类对赌博着迷，因为它让我们跟命运当面抗衡，我们投身这種令人胆寒的战斗，只因自以为有个强大有力的盟友：运气站在我们这边，胜算握在我们史N小�”
中國人向来认为命运是不可抗争的，把赌博的胜负往往放在“手气”上，麻将的复杂组合似乎曲折地反映这種宿命倾向：一方面不断锤炼技巧，另一方面又对“运气”无可奈何。就象扑克反映了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等级关系一样，麻将也反映了中國人的社会关系。小赌可以加深友谊，把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广泛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少部分西方人固定打扑克消磨时光。中國人也许不屑去研究麻将里的数学問題，不像西方人对赌博里的概率問題津津乐道。
十七世纪以后，当概率论不断完善，在经济中研究效用、回归、分散经营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们用概率来研究赌博，挑战在骰子、扑克和轮盘赌里的胜负几率問題，乐此不疲地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概率研究的发展推动了赌博业的发展，世界上不少國家推行一種累积赌注（Ｊａｃｋｐｏｔ）的彩票。获奖的机会就像从一迭几百米高的彩票中任意抽出一张来，几率比卡西洛赌场还小，没有人可以预测谁可以获奖，对于那些暴富的人也感到“公平”。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则是小的风险可能获得大利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