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供给他们想法的那个机构几年后出现了一个叫做“基本设施”的問題。大公司都被分割成了一些处理各个专门业务的部门。在证券领域中，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处理客户账目，另一部分人处理股票债权，还有一部分人处理私人财产交易等等。每个部门都有自已的利润目标．被称作“最低期望收益率”。最低期望收益率就是对各部门经理能够接受的、用来持有业务提案的最小回报的计算。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般都会把管理权移交给各部门经理，但問題是经济和机会并不会关心公司的结构，但一些被公司认为是有效的措施却可能造成生意成本增加。因为让公司部门经理去偷看另一个经理的工作很是令人不齿，因此这種成本的增加尚未被很快意识到。
在一次具体的实际情形下，我给一家大经纪行介绍了一个策略，该策略可以在我拿走我应得部分后还能获得67％的回报率。然而，需要有三个部门来参与实现这个策略，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都有3O％的最低期望收益率。尽管策略实施后可以大大提高公司的总回报率，但没有一个部门愿意降低这一比率，因为这会削弱该部门的形象。经过了几乎两年的协商，回报率从67％下降到35％。精确地说有数千万美元的利润在被做为赌注。该公司从来不进行交易，而且就我所知，原来的几个经理都仍然在原来的部门工作。
一旦你超越了这些基本设施，并且得到了公司的信用，也还会有其他問題存在。别人会被激怒，因为你没有做一件正常的事情。他们总是被我要求做一些与其他客户做的有所不同的事情。我们坚持把注意力每贩N佣技性谀切┛此坪苄『懿恢匾某绦蛏稀�
例如，如果有一笔交易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我就可以协商一个固定的比如说150 美元的交割费用，而不管交易量的大小。我无法帮助客户与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就其提出的销售额的 0.003％的费用达成协议。虽然这看上去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对于100万美元的交易来说，3333.33 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一家经纪行无法改变美國政府。它把这些费用转嫁给客户，并且这类费用一般也不会受到置疑。但是如果我的客户每年要做1000次此类100万美元的交易的话，上缴政府的费用就会超过300万美元，而且，机会的经济学并不关心自身与政策的不可调和性，即使这一政策是来自美國政府。但是如果我告诉客户倘若她是在多伦多而不是在美國交易的话，就可以省去这笔费用，并且能够合理地逃脱政府当局的盘问，还不会在國内搞得名声很坏，那么这个客户就会喜欢我。然而，必须处理此类交易的职员就绝对不会喜欢我了，我用他认为是很细小的东西扰乱了他一天的工作。如果我用省下的费用的10％插手他的工作的话，情况很快就会为众人所知。但是我把内幕向人们揭示得越多，优势也就会越快地离我而去。
最后，其他人也会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并且会找到一種方法插手到分割利润中来。这就叫做逆向工程。一些公司让他们所有的部门都关注纽约金融界并揭示策略。我认为这个过程在经济系统中是价格发现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套利者在某種程度上指出了对一些不能被忽略的或者由官僚机构埋下的误算和错误的认知，在很多情况下，它迫使一些公共机构去着眼于那些很可能被忽略的情形。
我仍然对证券公司和银行采取的防范措施感到很吃惊：他们仍然会遇上上亿美元的混乱状态。策略的认同过程是如此一丝不苟，以至于做那些交易的套利者都不愿去帮助他们的公司进行风险评估。套利者们总是会利用他们业务的特点以一个对手的角色紧张起来。交易商的诚实在其一生中的各个方面都应得到尊重，诚实差不多是大多数交易公司的最后一道防线。
总之，在套利中没有稳定性，因为所有的情形都总是在改变，漏洞被掩理，利润就会减少，另一方面，生命中的任何事情都在不停地改变，接受这个改变就是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冒险。你也知道错误和误算是人类可能遇到的情形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这么学习和长大的。通过套利，你的使命就是去纠正那些无效的东西，而不管人们愿不愿让你这么做。通过纠正错误你也赚到了钱，你的工作就是把其他人的策略或理念一片一片地撕碎。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发现，通常这也是事实，那么就转到另一个策略或理念上。你看事物的方式，和参考依据的架构决定了你对套利的看法。
套利者的成功决定于他/她付出的辛苦。套利是去除无效用性的工具。它使我并不仅仅是一个投机者。毕竟，人一生中只有两个地方能呆：在搏击场上或者站在原地、我更愿意在搏击场上。
编者的评论 本质上说来，大多数交易和投资行为是套利的一種形式：寻找市场中的无效用性。然而，雷·凯利的套利形式是套利的最完美的应用：在有限的时间段内，它几乎是印刷钞票的一个许可证。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专业的交易商，那么我很赞成你继续寻找此类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