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随着美國银行开始偿还美元贷款，形势又一夜之间發生逆转。为避免资产损失，各大公司财务主管纷纷将美元资产转为外币资产。美國出口商拖延收取贷款，进口商则加速美元支付，投机资本大量抛售美元。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國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被迫进行市场干预，大量购入美元抛售本國货币，美國國际收支赤字也加速扩大。大规模市场干预的结果，是欧洲和日本各國的银行体系内充斥着货币供给，利率被过分压低。中央银行面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束手无策(德國在1971年中期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7.7%)。为减轻赤字压力，美國试图说服盈余國，特别是日本和西德，进行汇率重估。而各國则纷纷采取措施限制短期资本流入，希望藉此减轻升值压力。
1971年5月初，在高级官员的默许下，西德经济研究机构开始建议汇率浮动或重估。投机市场受到鼓舞，加速抛售美元。西德中央银行在5月3日乣4日间购入10亿美元，在5月5日(星期六)开盘的前45贩N佑直黄裙喝�10亿美元。至此，西德中央银行不得不退出市场。两天以后，西德与荷兰宣布汇率浮动。瑞士与奥地利两國虽然分别升值7%和5%，却未能平息市场的波动。
1971年8月15日(星期日)，美國总统尼克松宣布终止黄金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瓦解。到1975年，马克相对美元升值50%，日元和法國法郎升值约25%。
在未来的几年中，各國曾通过多项协议，试图修补或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但这些努力都未能经得起市场波动的考验。相反，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后出现的浮动汇率制却远比预想的稳定和有活力。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PaulVolcker)对此有一个简短的评价，“所有最坏的(预言)都落空了”。
宏观经济“三难定理”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引出了宏观经济学中一条经典的“三难定理”，即任何國家不可能同时兼顾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固定)、自主的货币政策这三项政策目标。
既然不能三者皆顾，任何经济体就必须在三者之间做一个取舍，关键是看政策组合的收益和成本。最佳的政策选择首先必须适应经济体的特点，即内需产业与外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其次，一时的最佳选择也未必永遠最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内需产业与外贸产业的相对重要性会發生改变，并需要新的宏观政策组合与其配套。
例如香港，香港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以保障其作为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稳定地位。香港利率必须紧跟美國利率，从而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这一选择的代价也是沉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数年间，处于经济衰退中的香港却必须承受美國在扩张期的高利率，这导致了香港GDP和物价指数大幅度收缩。因此，香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比其他亚洲经济缓慢得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自主的货币政策最为彻底的例子。两國汇率在过去的10年之内经历了上下70%的贬值和升值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