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首先，本文考察了金块论争的历史背景——十九世纪初英國的经济状况，并简要介绍了李嘉图分析方法的特点，其次，详细阐述了李嘉图对当时货币制度的一些政策建议及其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其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当代货币理论問題的影子，充分体现了货币理论研究的连续性。
一、引言
李嘉图作为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家的生涯仅仅持续了14年（1809-1823），最初便是以一个货币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从1809年到1813年，他的经济学著作——出版物和通信——主要处理的是那个时代的货币论争，李嘉图的货币思想在这一段时间内基本形成。
由于拿破仑的战车不停地在欧洲大陆上驰骋，英國被迫于1793年向法國开战，为维持大陆上的盟國和自己部队的军事支出，政府大规模的向英格兰银行[1]透支，使该行的金银储备不断流出，成为私人财产。于是英格兰银行在1795-1796年间一再紧缩纸币发行，结果造成流通手段不足，迫使政府不得不发行國库券以减轻压力。由于波那巴势力的扩张，英國军费支出不断增加，终于在1797年二月间引起了对英格兰银行的挤兑，为防止整个银行系统陷入危机，英國于是年5月颁布“枢密院命令”暂时中止了英格兰银行用黄金赎回它所发行的银行券的义务，原打算6月即告终止，结果一直拖到1821年。英格兰银行在这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大量发行不可兑换纸币的权力，流通中的纸币大大的超过了实际的货币需要量，导致纸币贬值，即英镑汇率下降和用纸币计算的金价上升。在限制兑换的最初两年黄金的价格还维持在法定平价，到1799年开始上涨，1804年又差不多回到了正常水平，一直持续稳定到1808年。但在1809年金价又开始急剧上升。第一次金价的上涨曾经引起了很多争论文章，其中包括桑顿的《纸币的信用》，同样地，从1809年开始的这次黄金涨价也引起了金价問題的论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的论争，李嘉图是金块主义的代表人物，1809年8月29日他在晨报上匿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黄金的价格》，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纸币贬值和价格上涨的原因在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银行券）过多，金块的升水即证明了这一点，他竭力主张恢复原先的金本位，“我竭力希望我们能及时回头，恢复我國通货原来久已存在的健康状态，因为离开这種状态就会产生现有的危害和未来的破坏。”[2]接下去他又写了一本书《金块价格的高昂使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0年1月初出版，立时洛阳纸贵，引起了轰动，到1811年四月已发行了4版。以后，他的关于货币問題的论著主要有：1811年他根据对《晨报》的三次投稿，1811年《答伯赞科特先生对金价委员会报告的观感》，1816年《一个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建议》以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7章“论通货与银行”。但后来（自1813年后）他认为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有可能被夸大，在他看来，产品总是由产品和服务来购买，货币仅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所以他后期的经济学研究将注意力从货币和银行問題转到了价值理论，偶尔涉猎货币理论也主要是对当时具体問題的论述，但是其货币思想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二、货币数量论的概念
货币数量论这一概念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明了，货币理论中的很多争论都因对这其含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因而有必要首先给货币数量论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将坚持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分为广义的数量论者和狭义的数量论者。前者认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存在着正向的变化关系，但并不要求严格的比例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对这一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经济学家并不多，比较突出的有桑顿、西尼尔和马克思[3]。后者则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遵从严格的比例关系，具体地，我们将这種严格意义上的数量论定义为：一、货币数量是一个自变数——外生于经济体系，特别是它通常不受价格和实际交易额的影响；二、流通速度是一種由制度决定的已知数，它变化很缓慢或根本不变，完全不受到价格和交易额的影响，而由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公众的金融习惯所决定；三、交易——或者说产出——与货币的数量无关，只是由于巧合，两者才会一道变动；第四、货币数量的变化，除非由同一方向的产出变化所吸收，否则会机械的影响所有价格，而不问货币的種类（纸币和金属货币）及增加额的多少，也不问它首先冲击的是哪一个经济部门——货币数量的减少也是一样。持这種严格意义的货币数量论者也不多，李嘉图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者[4]。
在具体分析之前，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数量论描述的是货币数量和一般价格水平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一般用价格指数的方法来描述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但是李嘉图的时代还没有价格指数，他也不认为一般价格水平是一个有意义和可衡量的量[5]。所以他主要用金块的升水表示货币的贬值，即用金块相对于纸币价格的上升来描述价格水平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