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索罗斯去年11月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引起了巨大反响。
. 过去十年来使世界经济保持繁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开始解体。目前的股市动荡只是一種症侯，而且还是晚来的症侯，这背后有一些更深远的問題困扰着世界经济。亚洲部分股市的下挫比华尔街1929年的崩盘还严重。此外，它们的币值跌到只有原来盯住美元时的一小部分。尾随亚洲金融崩溃而来的是经济崩溃。更严重的是，这種情形已经蔓延到拉丁美洲。
假如我们因为大部分問題都出在國外而掉以轻心，那就太愚蠢了。我们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个体系的特色不仅是自由贸易，也包括资金的自由流动。此一体系对金融资本很有利，后者可以自由选择去向，这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成长。我们可以把此一体系视为一个巨型的循环系统，它把资金吸进位居系统中心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之后，再以信贷或投资组合的方式直接输送到边缘地带，或间接地透过跨國企业输往外地。
1997年7月泰國爆发危机以前，此一中心不断吸入和输出资金，劲道十足，于是金融市场日益壮大和重要。边缘地带的國家只要开放资金市场，就可以得到大量资金供应。全球各地经济繁荣，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尤佳。1994年，流入美國各共同基金的钱有一半以上又投入了新兴市场上的投资基金。
亚洲的危机扭转了资金的流向，资金开始从边缘地带回流。起初，资金回流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是有利的。当时，美國经济已经濒于过热，联邦储备委员会也考虑要调高贴现率。但亚洲危机發生之后，这一步就显得不明智了，股市为此大受鼓舞。于是，美國经济两蒙其利：一方面，廉价的进口商品使國内的通胀压力受到遏止；另一方面，股市则屡创新高。核心的兴旺带来了希望，使人认为也许边缘地带也可以复苏。从98年2月至4月，以当地货币计算，亚洲大部分股市大致都收复了一半失地。这是一次典型的熊市回升。
但边缘地带的痛苦强烈到某一程度后，全球体系的核心也会不好过。在俄罗斯金融崩溃后，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一点。我这样说有三个理由。
首先，國际银行业存在的某些缺陷，过去遭人忽略，现在俄罗斯的崩溃却把这些缺陷暴露出来。银行界除了资产负债表列明的收支差额外，还在银行同业和客户间从事交换、远期交易以及衍生金融商品交易。这些交易并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并不断视市况好坏加以调整。换言之，交易不断重新估价，成本与市价之间的差距要用现金弥补。这種做法的原意是消除任何不履行义务的风险。交换、远期和衍生金融商品市场规模很大，但保证金只有一点点。换言之，交易背后牵涉的实际金额是进行交易时所动用的资金的许多倍。这些交易形成了由许多环节组成的一个大循环，每一个环节对其交易对象有若干义务，但却不一定知道还有什么人牵涉在内。每一个交易对象的风险都限制在信用额度之内。
俄罗斯银行体系崩溃后，这个复杂的系统受到严重冲击。俄國银行不履行义务，但西方的银行却不能就此摆脱他们的客户。他们根本找不到办法抵销银行与银行间的债务。许多对冲基金和投机帐户蒙受巨额损失，最后都要清算收场。正常的跨期买卖被打乱了，运用各種衍生金融商品套利的专业人士也蒙受巨额损失。不久之后，马来西亚故意宣布停止对外國人开放金融市场，于是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其他國家的中央银行马上联合采取行动，将仍未了结的合约全部拿出来，损失大家分摊，结果避免了系统失灵。
这些事件使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设法全面降低他们的风险。银行也拼命把风险降到最低，取消杠杆运作。于是银行股急跌，全球性的信贷萎缩逐渐出现。这现象本来已经使流向边缘地带的资金减少，现在则开始使國内经济也出现信用紧缩的問題。
其次，边缘地带的痛苦日益加剧，于是个别國家开始撤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或在撤出过程中就垮了下去。首先是印尼，然后是俄罗斯，两國的崩溃都相当彻底。但马来西亚和香港的情形在某一方面看来更严重。俄罗斯和印尼的崩溃并非这两國的本意，马来西来却是自行要脱离全球体系的，结果的确让一部分外國投资者和投机者遭受损失。把國家自我孤立，就得以调低利率，推高股市。但这喘息的机会肯定只是暂时的，因为國界是可以渗透的，资金会循非法管道外流。这对马来西亚经济不啻是一场浩劫。马来西亚采取的措施使设法维持市场开放的國家受害，原因是这会引起资金外流。从这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采取的正是所谓“以邻为壑”的政策。假如此一政策使马来西亚看来把它的邻國都比下去了，别的國家就会竞相仿效，其他國家就愈来愈不容易维持市场开放了。
促使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解体的第三个因素是國际金融当局显然无力维持此一体系，國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看来起不了什么作用，更糟的是它已经没有钱了。七大工业國对俄罗斯危机的对策完全不到位，失控的情况非常可怕。在这方面，金融市场是很独特的：金融市场反对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预，但却深信一旦情况变得异常恶劣，政府当局就会插手。现在这種信念已经动摇了。
前述三项因素加强了资本从边缘地带向核心的回流，俄罗斯崩溃引起的震撼很可能会逐渐消褪，但边缘地带将继续承受压力。现在资金外流的情形已经蔓延到巴西，假如巴西倒下去，阿根廷就岌岌可危。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不断下调，我认为最后一定会沦落到负增长的地步。假如这種衰退的情形扩散到美國，它可能变得比较不愿接受进口货，而这却是扭转资本流向所必须的。于是，國际自由贸易的崩溃可能就会尾随全球金融体系的瓦解而来。
要预防这種情形，唯一的方法是國际金融机构介入。但我们看到的前景很黯淡，原因是七大工业國政府未能在俄罗斯进行干预，但从此引起的后果也许可以视为一声警报。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并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俄罗斯的例子显示，我们愈让問題持续恶化下去，問題就愈难掌握。
我们进行重新思考的起点就是要承认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念就是：放任金融市场，听其自生自灭，它自然而然就会趋于均衡状态；金融市场被视为一个钟摆，可能因外力干预而失灵，这種外力被称为外来震波(exogenousshocks)，但它们终究要回归均衡状态。这種信念是错误的。金融市场可以走到极端，假如一连串的大起大落超过了某一点，金融钟摆就永遠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金融市场最近真的不像一个钟摆，反而像拆房子的大吊锤，接二连三地击破各经济体。
现在不少人奢谈金融市场纪律，但假如实行市场纪律等于引进不稳定，社会能够承受多少不稳定呢?市场纪律必须辅以另一種纪律，那就是说，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是公共政策的目标之一。这是我希望提出的一般原则。
虽然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仍处于上风，但事实上此一原则已经在全美范围之内得到接受，并已经在实行中。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其他的金融机关的任务是防止國内金融市场崩溃，同时在必要时成为最后贷款者。我很有信心他们能够履行他们的任务。但在國际舞台上，合适的金融机关却没有。我们拥有布雷顿森林协定之后成立的机构——即國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者曾奋力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國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各项方案未能成功地解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國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和运作方法。我个人相信，我们可能还要另外加设机构。今年年初，我建议成立一家國际信贷保险公司，但当时我们还未能看清楚资金回流会变成那么严重的問題，于是我的建议就无疾而终。我相信现在已经到了成立这样的一家公司的时候了。我们也要对各國的國家监督机关进行某種形式的國际监督。更进一步而言，我们也要重新思考國际银行体系和交换及衍生金融商品市场运作方式。中國的困境
中國大陆的银行向来受制于政治而非商业考虑，坏帐的严重比南韩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國大陆出口导向的经济，当竞争國货币贬值时，其竞争优势就会削弱。大陆商业地产的开发曾有过一段好光景，在亚洲危机爆发前夕，世界上有一半的起重机正在上海操作，流进的外资中约70％来自海外华人。现在，一切都告结束。
中國大陆最大的好处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否则无论官方有多少外汇存底，都难保不被大锤击倒。以外币计算的应付款为数不小，象其它亚洲國家一样，其规模也没有可靠的公开数据。外资，尤其是华人资本，可能会开溜。如有机会，他们也可能利用期货交割替自己的投资避险。事实上，资金的管制给政府较充裕的时间来应付危局。
中國大陆试着利用这段时间来刺激内需。政府必须带给人民富裕，才能得以维系，这意味着8％的年经济增长率。但增长的引擎——出口和外资的流入被切断了。内需必须起而代之。政府祭出凯恩斯的老法宝，推动大型基础建设工程，并试图刺激房地产兴建。中國坚决不让人民币贬值有几个理由：中國大陆要维持世界性地位，与美國建立坚强的关系，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担心如果人民币贬值会遭到美國保护主义的反制措施；贬值也会伤害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当前的政府极欲实行其“一國两制”的理念，希望大陆能更象香港。香港是中國大陆國有企业民营化的工具，这些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也就是港股中的红筹股。但香港股市也遭遇强大的压力，没有新公司在港上市，香港金融管理局还买进大量港股以稳定市场。大陆政府希望以限制进口和出口补贴来达到类似贬值的作用，但走私交易兴旺，尤其是军队经营的企业削弱了政策的威信和有效性。目前的政策是否奏效还有待观察。银行体系和國有企业的帐面持续恶化。外贸盈余因为走私猖狂而不真实。官方的外汇存底因为地下资金外流而仅能够维持。鼓励购买房产等于打击储蓄。银行原以储蓄来支撑千疮百孔的國有企业，这種作法无异于加重政府对人民的积欠而又刺激不了经济。激烈的结构改革是必要的，但因为担心引发社会不安而一再搁置。我曾预测中國会被资本主义危机击垮，这有可能正在發生，只是危机先由邻國点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