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國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國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國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國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國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國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國减息。可是，德國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曳N仆ɑ跖蛘吐熟那看笱沽Γ堑荒芗跸ⅲ炊酉ⅰＳ谑牵跏朴鞒晌痘叽蟊使量盏墓セ髂勘辍Ｒ怀《裾较吕矗鞅粐视巫蚀虺雠分藁懵饰榷ㄌ逯啤Ｋ髀匏怪镜靡饴笞�10亿英镑，英國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國家中，各國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國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國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22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國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國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國对俄罗斯的巨额問題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國的银行体系。23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國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國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24德國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國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25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國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國与欧盟其它國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國时代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进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主题是经济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开放电讯市场、跨國直接投资和企业兼并、发展中國家吸引外资、各種经济同盟的建立、欧盟从关税同盟到贸易自由化到货币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的本质，都是各个國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强度和干预范围越来越小。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向南美、俄罗斯的蔓延，自由化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始了明显的逆转趋势。
曾几何时，“亚洲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学术界异口同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过份干预经济，造成泡沫经济。如今，危机蔓延到“亚洲模式”以外的俄罗斯和南美各國。前者实行的是西方大为推崇的“休克疗法”，后者经过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成为美國的加工基地。这使人们对危机的理解逐渐加深，并且开始發生逆转。所谓“逆转”，面对的实践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都大大加强了。香港始终以政府最少干预经济活动而著称于世。结果，当局不得不庄家下场，亲自和國际游资“埋身肉搏”，紧接着颁布实行“七招三十式”，成为从自由化逆转到大干预而特干预的典型案例。亚洲金融危机早期，國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受援國家推行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结果不仅无效，而且雪上加霜，遭到普遍批评，是另一个方向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机發生以后，中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几乎退出进一步改革的逻辑选择空间，是又一个典型案例。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的成功，看上去是应付危机诸多手段之中的一種选择，实际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逻辑上，与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道理一样，只要短缺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本國中央银行的景气调节，就能在本國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换言之，过去马来西亚经济的景气，是马哈蒂尔和索罗斯一起说了算，因为中央银行的任何景气政策都可能被國际游资的流入流出抵消或者放大。实行外汇管制以后，马来西亚的经济景气就成了马哈蒂尔一个人说了算。在马来西亚國家范围以内，中央银行可以在没有或很少國际游资“对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然，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外商长期直接投资的负作用不容忽视。26
直截了当地实行外汇管制也好，香港的“七招三十式”也好，台湾指名道姓地禁止索罗斯进场也好，性质上都是为國际资本自由流动增加磨擦。倘若不让索罗斯来，罗索斯、斯索罗或者索罗斯自己改个名字还要来，台湾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禁止下场的名单，一直增加到國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倘若有了“七招三十式”的磨擦，國际游资还来冲击取钱，香港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八招四十式”，一直增加到國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所以这些政策规定，目的都是要为國际资本流动制造磨擦，直到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使可能造成伤害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为止。所以，政治上宣布不宣布外汇管制是一回事，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外汇管制，区别只在于管制的程度。因为就算是宣布实行外汇管制，具体到如何管制和管制到什么程度，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之中，本身就有诸多条款，诸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放松。既然各種政策规定的目的都是使资本流动的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同形式（宣布的和不宣布的）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标志着各國和各地区政府对全球范围自由化改革开放潮流的逆转。
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神话，在各國和各地区政府各種形式的外汇管制中逐渐破灭。贸易自由化随之受到威胁。最近，巴格瓦提等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分而论之，值得商榷。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企业跨國化、跨國直接投资突飞猛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冷战结束的和平环境里，跨國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内部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越来越大，27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进出口关税成为多此一举，而且强烈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各國的外汇管制对跨國直接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全球范围的跨國直接投资减缓下来，进出口贸易必然重新成为各國政策争执的新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