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HenryPaulson)被美國布什总统提名为新的财政部长候选人，准备接替斯诺的工作。60岁的鲍尔森是华尔街最有势力的人之一，去年年薪高达3800万美元(而美國财政部长的年收入为17.57万美元)。他的道德口碑出众，私生活无可挑剔，他也是著名的环保主义者(曾经鼓动高盛公司为智利的自然物種保护捐助，受到了其他高盛股东的攻击)，反对美國布什抛弃《京都议定书》的行为。他热衷于发展高盛在中國的业务，过去15年内他去中國不下70次。
根据历史表现，出身于华尔街的人士成为美國财政部长，都有一種理性温和的风格：既强调经济自由，同时又注重金融平衡，至少不用倒向一種极端和激进的派别。
6月1日，鲍尔森在接受德國《明镜》杂志的专访时，就隐约谈到了未来他所关注的重点。他首先并没有承认美國的房地产泡沫是一个全局性的泡沫，而是部分地区比较明显。其次，他认为中國尽管给美國带来很多的贸易逆差，但中國物美价廉的产品涌入美國，降低了美國的通货膨胀。再次，他虽然看到了一些國家正在将外汇储备由美元变成欧元，例如俄罗斯，但是他还是相信美元具有一種巨大的货币权势。最后他认为，高居不下的油价是美國目前的心腹大患。由此，可以大致摸索出鲍尔森关注度的优先前后序列：解决高油价問題-平衡贸易赤字(包括出口和其他國家汇率调整)-储蓄率(提高美國储蓄率，并减缓美國人的疯狂消费)-房地产泡沫(赞成继续小幅加息)。
汇率問題可能是考验鲍尔森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为汇率問題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涉及如何在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之间的方法论判断，一个则是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問題。以及如何面对那些叫嚷着对中國进行关税惩罚的智力有限的议员。
这可以从鲍尔森在高盛任职时的一些历史言论，大致推断出他的基本方法论。比如他经常谈到美元的疲软問題，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命题：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悖论的逻辑很简单：美國的GDP占世界的份额20%左右，但它却要给占全球GDP60%的其他经济体提供國际货币，帮助这些國家完成跨國贸易。它在做一件“它所不能承受之重”的事情。当其他经济体拥有美元储备，根据会计等式，美國肯定存在着收支逆差(美元即是其他國家对美國的货币型债权)，长期逆差则会让美元疲软，而美元疲软则不利于國际货币币值稳定性的要求。特里芬悖论告诉世界：美元是一種分裂型的货币。
但是，特里芬悖论有一个奇特的变種形式，可以称之为“特里芬异形”。这个异形被前高盛员工、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长鲁宾发现了。鲁宾认为，如果美國经济足够强劲，并且有很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回报，那么美國将吸引全世界的美元资本回归(包括投资美國國债)，即使回归的美元资本数量并不能抵消美國國内美元流出的数量，即形成所谓的资本项目的逆差。但是，只要回归的美元的利润率要低于美國人自己流出的美元利润率(因为美國人自己流出投资到國外的利率迟早是要回归的)，那么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美國的资本项目肯定是正的。而资本项目的正值将主宰美元的真实走向，美元是可以走强的，而经常项目的负值只不过是一个影响美元的从属性因素。从这一点看，“特里芬悖论”过度关注经常项目的逆差导致的负面影响的确是萎缩了它的解释力。
于是，解决美元目前的弱势問題，并不是一个姿态問題，也不是美國政府故意使用和操纵的一个阴谋。一个简单的例子，即使斯诺不停地说“强势美元有利于美國利益最大化”，美元还是阴跌不止。問題的关键是，美國的经济、就业情况，创新机会和财政赤字的控制率可能没有现在布什吹嘘得那么好。如果美國的经济不能带来稳定的创新利润，那就不可能带来稳定的资本回流信心。那么，传统的特里芬悖论就起作用了。
既然经常项目的逆差不是导致美元疲软的主导性因素，鲍尔森就不应该用“在美國流行的谬误”来逼迫人民币升值。实际上，鲍尔森过去一直在强调人民币汇率并非是解决美國贸易失衡的关键，高盛作为中行、平安保险等中國大型金融企业的上市承销商的经历，肯定有助于鲍尔森思考中國汇率改革和中國金融深水区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鲍尔森一直认为，中國是一个要不断经受國内复杂经济問題挑战的國家。他对《明镜》的记者说，“中國还在转型的路上，國有企业問題，农业問題和银行問題都很突出，资本市场的市值只等于通用电气市值，它追赶上美國经济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是否意味着，鲍尔森正在暗示，美國议员应更加设身处地考虑中國問題，给中國汇改提供更多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