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洲：如果看美國经济的未来，可以从四家公司出发：波音、微软、花旗和高盛。这四家公司可为一联:“波音高盛；花旗微软”。波音公司是高端制造业(硬件技术)的代表；微软是高端信息业(软件技术)的代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高科技企业，业务做得很大，但却没向银行借一分钱，完全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花旗，实际上代表广泛的金融服务业；资本市场起作用靠高盛为代表的投行，大多私募资金也与其有关。其它行业并非不重要，但最能代表美國未来的是这四类企业。制造业要往波音等高端制造转型，信息技术发展要往微软这个方向发展，各行业与资本市场和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转型可能会面临不小的挑战，因为这四类企业在目前的日本不易找到。经济转型不仅与其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相关，还与民族创新能力以及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有关。
张季风：日本能不能走美國那一条路？我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美國除了经济上的优势，还有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全球影响力，这是日本不可能具备的。从文化角度来说，美國是一个移民國家，开放、充满创新动力和冒险动力，而日本可能是东方世界比较保守的國家，越富越保守，再加上它是一个岛國，本身是一个单一民族，资源贫乏、市场狭小，没有成为政治大國和世界超级经济大國的空间。
另外，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龄化問題以及限制移民政策可能会制约其发展。如果不从周边或东南亚大规模移民，实现人才的流动，日本就很难产生一種创新机制。日本对國际人才流动有很多制度限制，比如外國人不能在日本做政府公务员，不能做高中老师等等，与美國有很大差异。
陈志武：刚才黄海洲讲的四个公司也许可以加上第五个，就是沃尔玛。沃尔玛超市既不是提供技术服务，也不是制造业的升华，而是简单的利用人口流动，实现规模化销售和规模化进货。但从很多角度来讲，沃尔玛甚至可以和微软相比，沃尔玛家族的财富比比尔·盖茨的财富还要多。为什么沃尔玛商业模式能成功？说到底还是存在由股权交易所提供的加速实现财富的激励架构，否则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来刺激服务业增长也许就不会在美國發生。而日本缺乏以活跃股权市场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商业模式上创新潜力会比较小。
主持人：近年日本的改革幅度很大，比如大幅度改造金融系统，打破财阀垄断等。但日本保守势力仍非常强大，这是否会导致日本整个改革会停滞不前？
张季风：尽管日本开始走进复苏，但是经济结构上的诸多問題还没有彻底解决，主要有三大問題。一是财政問題，2005年财政年度，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总额高达774万亿日元，占GDP总额比例超过150%以上，在发达國家中是最糟糕的，恐怕再有二三十年也未必能解决。第二，日本区域间差距、贫富差距、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差距都逐渐在扩大。大部分人都对美國都比较崇尚，但是从社会公平这个角度而言我更欣赏日本，因为美國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社会治安也比日本差的多。在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21左右，即使最发达的东京和最落后的冲绳也不过就相差一倍，而且如果考虑到物价因素(东京物价较高)差距会更小。但现在看来，这種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正在發生变化。鉴于以上原因，可以说日本今后的改革之路仍然很长。日本民族危机感比较强，当有危机存在，或自感落后于他人之时，就一定会急起直追，因此决不会因经济复苏而停止改革，也不会出现大的后退。
3.中國之借鉴
主持人：回顾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发展模式，对中國目前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借鉴？
刘军红：有一点可以借鉴，这次日本改革是企业先行，尤其是出口型大企业率先改革。它们认为美國企业治理的模式是合适的，比如CEO的制度，股权分配制度等，像丰田、索尼很快就模仿下来，然后这些大公司就推动日本政府改革法律、给予法律上的认定。
陈志武：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不能总依赖于银行为融资手段，而应该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否则企业效率、创业和创新精神等問題都没有办法改善，因为银行的钱不适合创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固定的，不在乎你贷款企业改不改变效率。而且从长远来讲，经济最后的活力没有被激发起来。
另一方面，我一直比较关心中國过去和未来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國际秩序。相对于中國在國际上面对的贸易保护压力，日本比中國有很多优势。从明治维新至今，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崇尚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被西方接受的，所以当时日本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受到的产品捣N疲⒎且蛭馐缎翁驼渭壑瞪系牟钜臁Ｏ啾戎轮袊娑缘木置嬉丛拥枚唷�
黄海洲：从表象上看，不少人认为目前中國经济和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的可比性在于货币升值可能带来的問題。但实际上中國目前的問題和日本当时很不一样。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进展，中國金融改革落后。虽然中美两國经济周期不同步，但人民币紧跟美元使得中國的货币政策由美國来主导，这不符合中國的需要。中國需要大力增加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汇率的弹性。中國的金融经济落后于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缺少主动性，这两个不匹配通过金融链表现出一系列的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國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施建淮：另外一个教训是，随着经济发展应适时转变发展战略。日本付出了10多年的经济低迷的代价，才最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完成向消费社会的痛苦转型。中國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已经达到全球第四。这種增长模式长期实行的结果造成中國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國与欧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要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起依赖國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就必须改变维持人民币低估的汇率政策，通过扩大汇率的弹性让人民币顺其自然地逐步升值。
主持人：这十年间日本不良债权水平已经低于4%的水平，大银行是2.4%。它是怎么做到的？与中國政府采取的处置不良债权的手法有什么不同？
刘军红：日本的基本理念不像美國那样，美國是银行破产就让它破产，但是日本在破产案处理上，基本是政府先接管，然后再卖给外资或内资，就是说名义上是破产了，但是处理方式上可以维护金融稳定，维护稳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让金融链断掉。另一種方法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淹没”不良债权。中國能不能借鉴？我认为借鉴不了，至少靠经济增长自然淹没这種方法是模仿不了的。
陈志武：靠经济增长淹没呆坏账，在我看来是典型的非市场逻辑在应用。对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只要今天资产定价本身是反映今天的价值，这就是一種最合理的判断，今天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该今天破产。不要假想它某天会变好，但这恰恰是中國处理呆坏账时很典型的逻辑，总觉得万一哪一天好了，从天上掉下来几千万吨黄金，正好掉在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就增值了。已经失败的企业如果不处置，既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利于债券市场的发展，也使得剩下的企业资产无法得到更高效的使用，继续给这種企业供养资金更是一種浪费。过去这么多的國有企业被供养的结果是什么呢？ （编辑：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