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國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種常态。在“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國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國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國家则达到了50％－60％。在这種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國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國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國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國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國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國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
國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種超越國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國际制造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BIS，1997／1998）。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令人震惊地表现了國际游资的巨大破坏力。自60年代起，尽管各國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國际游资实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國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迅速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國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種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二：各國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國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1991年1月欧元利率区启动），无不说明各成员國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國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種经济主权的让渡曾使许多成员國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
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國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種考验大致有两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發生金融危机的國家为了得到國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種让渡对于有关國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種回报。另一種是跨國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國公司。由于跨國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國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國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種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利用转移定价（TransferPricing）进行合法避税已为人世人熟知，通过这種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國际间进行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國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难以让人忽视。许多國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國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國直接投资的國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各國资本帐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國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國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形势下，这些國家感到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艰难和巨大代价。1992－1993年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泰國汇率危机，以及巴西汇率动荡，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種冲突和由此产生的连带反应。在上述危机过程中，几乎每个國家最终都勉强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在汇率动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事实上，对于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國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个問題，早就有人做过堪称经典性的论述。60年代初，J．MarcusFleming和RobertMundell曾在各自的论文中先后谈到，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國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他们认为，一國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
上述结论被后人称为“蒙代尔三角”。这个分析框架清楚地显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種基本经济现象，因此，一國要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國私人资本让渡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國私人资本让渡货币主权，或者必须以汇率的经常性动荡换取货币主权的独立。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國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國家人均國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種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我们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國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種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國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國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種種原因，许多发展中國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發生危机的國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國民生产总值的名誉值减少。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國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國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贺力平，1998）。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國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摘自《中國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