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主义
falsificationism
英國哲学家K.波普尔创立的科学哲学理论。波普尔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在他看来，一種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确有差异，如果我们要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假说都必须能够被“证伪”，那么，它们之间“证伪”的特点是不同的。
首先，社会科学不大容易通过“实验”来检验假说的可靠性。要拿社会做实验，就必须摆布人，就会影响到人的利益。要一些人组成一个实验结构，可能要对这些实验对象支付报酬，而这个报酬行为本身也破坏了实验的条件，实验结果也就不可靠了。现在有了所谓“实验经济学”，可以用来研究十分微观的問題，但大量的经济学结论还是很难用实验的办法来证实的。社会科学常常要用历史来检验结论，这个过程很长，历史资料的取舍又受到多種因素的影响，常常造成争议，远不如自然科学那样容易统一意见。社会科学家要注意一些特殊的历史事变的比较，例如，SARS在不同國家出现，但流行的后果很不相同；再例如法西斯在二战前出现在许多國家，但后果也不一样。这些事变，可以被看作一種不花钱的“实验”。但这種实验还是和自然科学的实验很不一样。
第二，社会科学不容易制造出一个由人控制的系统，来证明一種假说的正确性。社会领域中最简单的系统，也比自然活动复杂。工程人员可以制造一台汽车，并可以使之处于人的良好控制之下，但社会领域做不到这一点。一旦到了复杂的领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就难分伯仲了。例如在气象研究和天体研究领域，自然科学也不容易造出一个可控制的系统来证明一種假说的正确性，只能采取先验的办法来证明理论。
第三，在提出假说时，自然科学有可能尽量做出抽象，但社会科学比较困难。社会科学对人的最高度的抽象是“经济人”，它假定人的行为是效用最大化，并且通过人自己的理性满足这種最大化。但这样的抽象常常遭受批评，批评者似乎可以找到不少并不按照“经济人”原则行事的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可以把理论上的抽象转化为工程参数，但社会科学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我看来，人们之所以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还有以下几種原因。
第一，在预测方面，社会科学家做得似乎不比自然科学家好。天体研究者能预测天象变化，但经济学家要预测经济发展很难，尤其要确切预测就更难。这次闹SASR，有不少人预测它的影响，其中有人说它对北京市的经济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现在看来就不对。前不久，有位学者还说美國打伊拉克是为了打击“欧元”，因为美國不愿意看到美元对欧元贬值，结果，就这几天的报道说，美國总统刻意要让美元贬值。类似这样的“预测”的确让人看了发笑。这種可笑的预测举不胜举。但是，若在那些不可控的自然领域，自然科学家做得也不是很漂亮。例如，气象学家对气象的预报常常为人所诟病，地震的预测也做得不好。总体上看，社会领域的事情更加复杂，预测很困难。
第二，社会科学的结论常常与人的利益相关，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常常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所以给人感觉很不好。其实，这是一種误解。有的人文学者的确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放弃学术立场。但是，这些人的行为与科学无关。令人遗憾的地方在于，利益代言人的“结论”常常与学者的独立的结论难以区分，这就给一些“江湖术”大行其道创造了方便，但对这个問題实在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有许多保持独立立场的学者在坚守科学立场，尽管他们的日子有时候不好过。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一些丑陋的事情，例如原苏联的生物学家李森科，就是一个坏的典型。
第三，社会科学比起自然科学，有更多的门户之见，这也让人们对它的科学性产生怀疑。如果同一研究题目产生几種研究结论，又说不清哪一種是比较正确的，那么，这種研究就让人生疑了。例如，现代國家的政府放弃货币发行权会怎么样，不同的经济学家说法是不一样的，也没有哪一个國家肯检验这些说法，这是一个小分歧。还有更大的分歧，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歧，也是多年论战，莫衷一是。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之间也有很大的门户之见，经济学近几十年装备了新的“武器”，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了，引起其他学科的不满。总之，社会科学领域比自然科学领域要热闹得多。
总体上看，科学在发展，社会科学也在不断进步，随着研究环境的改善，人们不会再轻易否定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