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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经济学的百年回顾
- 作者：林毅夫 胡书东 来源： 日期：2006-09-10 点击：15
经济学的初步繁荣：30、40年代中國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問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國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國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國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問題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期间关于中國近代社会性质問題的争论；第二，与中國近代社会性质問題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國农村经济問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國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针对中國货币制度存在的問題，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國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國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國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國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期间中國國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國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28－1936年是我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國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國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國”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國别构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20世纪前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國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國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30、40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種，其中20年代有10種，30年代48種，40年代53種。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國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國经济学社1930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國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
在30年代，学界围绕中國本土的货币本位問題發生过争论。國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國的货币本位問題，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問題，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的《中國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936）的《中國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國币制問題》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問題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期间，國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國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國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國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國和工业國的关系問題之后，就中國工业化面临的急迫問題进行了分析。马寅初的《中國经济改造》、吴景超的著作《中國经济建设之路》、何廉、方显廷的《中國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等，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國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國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前中國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國，农业在國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國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國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國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员的“中國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國农村经济研究会于30年代曾就中國农村和农业经济問題，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同时，中國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國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國农村经济問題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國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國农村之经济建设》。
在其他方面，中國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的著作《中國國民所得》，是中國现代意义上ＧＮＰ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陈达的《人口問題》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國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國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問題的中國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國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國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國经济問題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國30、40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國内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國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國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國本土经济問題，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國，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