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金融分析师》杂志允许重印，1976年11月、12月号，版权所有。
巴特勒：格雷厄姆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在今天下午来拜访您。当鲍伯·米勒听说我们夫妇将到拉霍亚，他建议我来拜访您并带上我的录音机。我有那么多希望能够报道的事情。首先，让我们从一个众人瞩目的問題开始，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相关，在新闻的标题中通常简称GEICO。
格雷厄姆：好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帮人到了我们的办公室，进行了一番谈判之后，我们用72万美元买下了该公司的一半股份。后来，这家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超过了10亿美元。这是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迫我们把该公司的股票在股东中进行分配，因为，根据法律上的技术問題，投资公司不允许持有保险公司10％以上的股份。杰瑞·纽曼和我在GEICO的经营中下了不少工夫，尽管我们都已经退休多年。我很高兴我现在与它毫无关系了，因为它现在可是损失惨重了。
巴特勒：您认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能够生存下去吗？
格雷厄姆：是的，我想它会的。并没有基本性的理由决定它为什么不能生存下去，但是很自然的，我问自己为什么这家公司不顾导致巨大损失的可能性而一味快速扩张。想到他们在一年之内能够输掉那么多的钱，真让我不寒而栗。真是难以置信！近年来，为数不少的大公司一年之内能损失5000万到1亿美元，真是令人吃惊。现在的有些事情在过去真是闻所未闻，能够输掉那么多钱的人简直是天才。
巴特勒：回首您在投资领域的生涯，您认为什么是主要的发展或是主要的事件？您在1914年就进入华尔街了吧？
格雷厄姆：哦，首先發生的事对人们来说是很典型的。一开始工作时，作为特别优待，我一周的薪水是12美元，而不是像别的年轻人一样得到10美元。下一件大事是两个月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证券交易所因而关闭。我的薪水减到10美元，这对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普遍的。接下来的一件事对我来说的确非常重要，股票市场持续上涨了15年之后，在1929年崩盘了。
巴特勒：您是否预见了-您感到惊恐吗？
格雷厄姆：没有。我只是知道当时的股价过高了。我对那些投机者宠爱的股票袖手旁观。我觉得我所做的投资是很好的。但是我当时负债经营，这是个错误。我不得不在1929年到1932年这段时期艰难度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
巴特勒：当时有没有人预见到1929年的股市崩盘呢？
格雷厄姆：巴布森(Babson)预见到了，但是他5年之前就开始卖股票了。
巴特勒：那么在1932年，您又回到了股市上吗？
格雷厄姆：哦，我们艰难地度过了那段时期。到了1937年，我们已经把财务状况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从那时起，我们的经营非常顺利了。
巴特勒：对于1937年到1938年的那次股市崩盘，你们是否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格雷厄姆：哦，那次股市崩盘使我们根据一位董事的建议，对操作程序做了一些改变，他的建议很有见地，所以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我们放弃了正在试图做的一些事情，而集中精力做好我们持续取得成功的业务。我们干得很好。在1948年，我们进行了对GEICO的投资，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声名赫赫的人物。
巴特勒：在那以后惟一的一段熊市中，也就是1940年到1941年之间，發生了什么事情？
格雷厄姆：那是一段典型的挫折时期。即使在那时，我们也赚到钱了。
巴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你们仍然是赚钱的？
格雷厄姆：是的。我们在生意上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問題。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失去兴趣的原因。在1950年之后，我们就没有遇到过挑战。到了1956年，我决定退休，并来到加利福尼亚来安度晚年。我觉得我已经把业务做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再有什么根本性的問題需要解决。我们沿着令人满意的基础前进，所遇到的問題也不过是以前遇到过的老問題再次出现罢了，我对解决这些老問題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大约6年以后，我们决定出售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继任者的管理不十分令人满意。我们觉得没有什么让我们特别有兴趣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庞大，然而我们把我们的公司限制在不到1500万美元资本金的规模上，这在如今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让我们感兴趣的問題是我们是否能够每年挣到最大收益率。总的数额不是問題所在，而是我们能够做到多少年回报率。
巴特勒：您是何时决定写您的经典著作《证券分析》的？
格雷厄姆：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1925年，我想我在华尔街已经工作了11年了，对它够了解的了，应该写一本关于华尔街的书。然而不幸的是，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对主题的灵感多于我对它的了解。因此我决定先从教书开始。我在哥伦比亚商业学院做了一名附加课程的讲师。在1928年，我们有了证券分析和融资的课程，我想课程的名称是投资，我当时教150名学生。那时华尔街正处于鼎盛时期。结果到了1934年我才与大卫·多德一起开始写作。他是我在第一年教的学生。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商业学院的一名助教，很渴望学更多的东西。很自然地，他在我们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该书的第一版在1934年问世了。事实上，与此同时我的一部剧作在百老汇登上了舞台，但只持续了一个星期。
巴特勒：您的一部剧作在百老汇登台演出？
格雷厄姆：是的。“宝贝庞帕度”（“BabyPompadour”）或者叫做“忠于马里尼斯”（“TruetotheMarines”）。这部剧作以不同的名追N谱髁肆酱危挥腥〉贸晒ΑＰ以说氖牵吨と治觥芬晒Φ枚唷�
巴特勒：那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那本书”，对吧？
格雷厄姆：人们把它称为“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圣经”。哦，现在我已经对证券分析的细节問題失去了大部分兴趣，虽然许多年以来我辛辛苦苦，全神贯注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些细节問題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而这在某種意义上来说，使我对整个行业在细节方面的发展持反对态度。我认为我们只要用一些技巧和简单的原则就可以做得很成功。关键之处在于总体原则正确并坚定不移。
巴特勒：我个人的经验是必须对不同行业进行研究，才能辨明管理方面的巨大差异。我认为这是分析师所能解决的問題。
格雷厄姆：哦，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对于分析师们总体而言，在运用这些选股方法时，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怀有很大的疑问。我在过去几年着重强调的是投资于构成板块的股票。尽量购买满足价值被低估的简单标准的一组股票，不管它们属于什么行业，也不必过多关注个别上市公司。我近来写了一篇有关选择普通股的三个简单的方法的论文，刊登在你们的研讨会论文集中。我刚刚结束长达50年的研究，应用这些简单的方法选择构成板块的股票，事实上可以用于穆迪的工业股板块。我发现这50年来结果非常好。这些股票的涨幅大约是道·琼斯股指的两倍。所以我的热情从选择个股转移到了板块方面。我所期望的是大多数年份普遍利率两倍的收益率。也可以应用红利的发放情况作为标准或者资产价值作为标准。我的研究表明盈利标准能够产生最好的结果。
巴特勒：我总是认为我们用市盈率而不是盈利收益作为标准真是太糟了。认识到一支股票的盈利收益是2.5％比认识到它的市盈率是40倍要容易得多。
格雷厄姆：是的。盈利收益的概念更科学，也更合乎逻辑。
巴特勒：如果有50％的红利支出，可以用盈利收益的一半推测可持续的红利收益。
格雷厄姆：是的。基本上，我想盈利回报应该是利率的两倍。但是，在大多数年份，利率低于AAA债券所支付的5％的利率。因此，我制定了两个界限。即使利率低于5％，最高倍数为10，另一个倍数是现行的AAA债券利率的7倍，因此最高倍数在7～10之间。我的研究就是基于这一范围做出的。去年我在芝加哥荣获了莫罗道夫斯基（Molodovsky）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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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来源： 日期：2006-09-18 点击：15
